葡萄酒杯里的帝国情怀

里根-列斐伏尔在书的前言中提出了论点，即“帝国殖民地葡萄酒产业的从业者赋予葡萄酒的意识形态和情感价值远远超过其真正的经济价值。事实上，这个产业在商业成就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并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充分证明这是观念战胜了利益”（前言第4页；原书无页码）。

这一发现契合作者的帝国史研究背景。里根-列斐伏尔在2009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帝国的宗主国民族主义》是一部带有全球史视野的帝国史专著，以印度国民大会党1894年的主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b）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红酒帝国》虽然在探讨葡萄酒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引入物质文化史、消费主义研究、环境史、经济史的视角和史料，时间跨度长达三百年，但关注的问题依然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观念史和政治史议题密切互动，并纳入了跨国史的视野及对情感的分析。看似新鲜的论题背后，出发点仍是传统的帝国史研究的重点，即帝国主义和帝国的教化功能（前言第5页）。

尽管作者认为她研究的“帝国的葡萄酒”如何艰难占领英国市场的故事，与茶叶和甘蔗制品之类的消费品在英国的故事有很大不同，但读完全书后，还是能找到这些成瘾性大宗消费品的共通点。出于帝国或者殖民者的需求而被安排在“新世界”种植的经济作物（甘蔗、葡萄、茶叶）制成的产品大量出现后，总是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冲击宗主国原来的定价，进而以价格优势影响宗主国消费者的偏好，反过来占领宗主国的市场，变成一种“帝国口味”。宗主国的民众消费不仅仅是特定的、来自殖民地的商品，也会感受到消费的繁荣带来的满足，并将商品和帝国的“伟大”挂钩。这便是所谓“情怀消费”的潜台词。

就不同之处来说，来自“新世界”的葡萄酒因为种植环境、运输条件或保存带来的不同风味和烈度，以及出于改善口味的目的混装拼配过后，逃不过被宗主国挑剔的消费者贬损的命运。这些贬损常常会和对殖民地的批判和歧视连在一起。相比英国人的茶叶和蔗糖消费量相对稳定的增长，他们对殖民地葡萄酒的消费则有着显著的波动，且不同来源的酒的销量在不同时期差别巨大。当茶饮在二十世纪初取代麦酒成为英国国饮（national drink）后，葡萄酒似乎仍被认为是相对富裕的阶级才会选择的贵价饮品。不过，根据里根-列斐伏尔的研究，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