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大都因时代的变迁和自身的种种际遇,给自己起一个乃至几个或寓意深长或幽默诙谐的“号”,它是对个人性格、人生看法最凝练、深刻的概括。晚唐时期,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皮日休就是一个“号”较多的代表。单是与饮酒致醉有关的“号”就有三个:“醉吟先生”、“醉民”和“醉士”。
图1:晚唐诗人皮日休画像
他是湖北襄阳(今襄樊市)人,出身寒门。他自己说,没有能力凭文才获取官位,因此有时在竟陵种田为生,有时隐居鹿门山,没把做官为宦放在心上,以至于成了“无肉无骨”的“皮子”,并把自己的诗文集也命名为《皮子文薮》。他是咸通八年的进士,不过是进士榜中最末的一名,在朝任太常博士,是个有名无实的“散官”。他用诗来概括当时的境况:“画虎已成反类狗,登龙才变即为鱼。”好容易踏人进士行列,算是“画虎已成”,却类似于“狗”;虽登人“龙门”,却不是龙,而变为鱼。这是无奈的自嘲,也是自身怀才不遇的内心写照。后来他隐居鹿门山,醉了闲卧,醒了作文,写下著名的小品《鹿门隐书》六十篇,内容多是议论指斥时政的。
他在《酒箴》一诗的序文中写道:“皮子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居鹿门山,以山税之余,继日而酿,终年荒醉,自戏曰“醉士”。他虽劝别人“无嗜于酒,酒能乱德”,可是轮到自己,却每每开怀畅饮,“终年荒醉”。将山税剩余的钱用来一天接一天的酿酒,一天接一天的饮酒。他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真正懂得“酒中之趣”,在《酒箴》中这样写道:酒之所乐,乐其全真。宁能我醉,不醉于人?酒之妙处就在于“乐其全真”,三杯两盏之后,规矩松弛,真情毕现,是个活脱脱无掩饰的本我。这样的乐境,我在醉中体味得最深,别人虽醉却没有我这种感受。这可能就是皮日休经常向人宣传自己所谓“真纯”的境界吧。酒喝得多了,任何人都难免一醉,而妙在“全真”,而不是以醉招灾惹祸,失德误事,后者都是不能自持节制导发的结果,这类人根本不懂醉的真意。
图2:酒之所乐,乐其全真
他在《七爱诗》中,列举了三位以酒骋才的老前辈,作为自己的楷模,爱之敬之。李白是真正的放达者,所以“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醉曾吐御床,傲几触天泽”;为名臣者,必有真才,白居易有真才,所以“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忘形任诗酒,寄傲遍林泉”;傲大君者,必有真隐,卢征君算是真隐士,所以“吾爱卢征君,高卧嵩山里。建礼门前吟,金銮殿里醉。放旷书里终,逍遥醉中死”。
皮日休“性嗜酒”,称酒为“欢伯”,甚至达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天上的酒星,地上的酒泉,乃至于酒篓、酒床、酒垆、酒楼、酒旗、酒樽、酒城、酒乡、酒池、酒龙、酒瓮、酒船、酒仓、酒杯、酒后、酒仙、酒徒、酒保、酒钱、酒债、酒正、酒材、酒勺、酒盆、酒壶、酒觥等都成了他吟咏的对象,并集成《酒具诗》三十首,以诗的形式追本溯源,抒发了他对这类酒具及与酒有关的物品的痴情。
特别是当他辞去“太常博士”这个“鸡肋”之职后,仿佛笼中之鸟回归自然,心情格外愉快。他在《晚秋吟》一诗中表达了在竟陵种田的乐趣:
“东皋烟雨归耕日,免去黄冠手刈禾。火满酒炉诗在口,令人无计奈侬何!”
酒,本是饮中高品,人造出了酒,酒反过来捉弄人也成全人。正因为它有负面影响,为此,皮日休在《酒中十咏》序中写道:古圣人告诫人们不要因酒惹祸,其用意很深。所以《尚书》称醉酒为“沉湎”,《诗经》中称“童羖”,《礼记》中称“豢豕”,《史记》中视之为“狂药”。他在《酒箴》一文中说:“酒之道,岂止于充口腹,乐悲欢而已哉。甚则化上为淫溺,化下为酗祸。是以圣人节之以酬酢,谕之以诰训。尽管如此,还是有“上为淫溺所化,化为亡国。下为酗祸所化,化为杀身”的悲剧发生。其意是在告诉人们,酒不是好东西,一般的人很难节制,对此应提高警惕。皮日休饮酒,常求一醉。一旦达到昏酣的境界,才觉得“融肌柔神,消沮迷丧。颓然无思,以天地大顺为堤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为爵赏”。仿佛是个生活在古朴淳厚的上古社会中的遗民。他看不起那些贪酒误事、不保自身,甚至遭祸株连全家的人,认为那是无知痴愚的行为。他认为是酒使自己与物无忤,适性陶情。他感叹道:唉,老天爷不能扶持成全他的事太多了!唯独在饮酒上成全了他,这也算老天爷对他这个遗民的格外宠幸吧。难怪他饮酒得到的是乐趣,别人饮酒得到的是祸难,这不是老天爷在照顾他吗?